国庆中秋双节出行车辆大量增加 易堵道路提前知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赔偿案件游离出正式制度的控制范围，即通过补偿协议、救助协议等方式规避国家赔偿的法定赔偿标准。

尽管规模小微，但县辖市同样是人口集中的固定区域。由此可以推知：城乡=农村+城镇。

因此，对于促进镇的持续发展来说，强镇扩权的确很必要，但其积极意义也是有限的，并非建立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长久选择。进一步探寻《宪法》文本能够发现，镇的表达至少有两种方式。对县辖市尝试的回应，应当着眼于《宪法》的价值和规范体系，在地方制度、行政区划、经济社会发展、公民自由权利等多重目标的框架内，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镇与农村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域。当然，在确认这一点的同时也要明确，作为一种城市类型的镇具有其特殊性，否则《宪法》就不会同时使用城市和城镇的用词。

N2.市不能直接管辖乡镇，除非较大的市以辖县的方式间接管辖乡镇，但区不能管辖乡镇。行政组织法 一、城镇化进程中的县辖市问题 对于城镇化的当代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发〔2014〕4号）指出：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二）虚伪事实的具体展开 虚伪事实的认定，在现有文献中基本被一带而过。

相反，如果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只是规范的商誉，由于只有具体的个人或单位才谈得上商誉，某一类行业、产品自然无法被评价为他人。《追诉标准（二）》规定了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誉的严重情形，但如前所述，实务中的运用似乎变了调，只要利用互联网的散布都应归为其他严重情节。据此，如果在特殊关系的微信群中，例如家族微信群或者好友微信群，散布虚伪事实，由于面向的是特定的人，即便达到了多数人，也不应当认为达到了公开性、广泛性，无法进一步评价为其他严重情节。信誉、声誉经常被指受到信赖或有良好的称誉，但如果一个企业本身问题很大，诋毁它是不是就谈不上对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侵害呢？例如，在鸿茅药酒案中，网络上不乏以企业涉嫌虚假广告被行政处罚数百次进行出罪的观点，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论证根本站不住脚。

第二，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各种犯罪都是侵害法益的行为，运用刑法规制各种犯罪行为，正是为了抑制犯罪行为，从而保护法益。当然，要求行为人散布事实需有相当的资料、根据支撑，并非要求行为人确切地证明事实的真实性，这对行为人来说显然是苛刻的要求，毋宁说只需要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即可。

[22]［日］大塚裕史：《刑事各論の思考方法》，早稲田経営出版2010年版，第402页。第一，构成要件行为通常是指有现实性地导致法益侵害发生的危险的行为，[9]单纯的捏造行为本身并不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以往对本罪的研究和相关讨论甚至还未真正抵达教义学的主战场。[26]参见马松建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6页。

此时，如果将经济损失结果完全归责于被告人明显不合理。第三，防止架空关于重大损失的规定，使得完全没有财产损害的行为也因此被归罪。[35]参见曾聆：《利用诉讼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不正当竞争》，《人民司法》2009年第22期。[32]笔者亦不认可此种做法，既然认可本罪的保护法益是规范的商誉，就没有必要再补充市场秩序法益，因为商誉本身就是市场秩序中重要一环，如果明确了保护规范的商誉，即意味着是保护相应的市场秩序。

法院认为，訾某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损害了特定食品行业商品的声誉，即包子行业包子的声誉，情节严重，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金龙鱼受困网帖门》，《深圳商报》2011年6月10日，第A05版。

在消解法条表述障碍时，可将捏造理解为明知的特定内容。通过虚伪事实的散布广度可以间接反映本罪法益的侵害程度，因为散布广度越大，意味着造成商誉损害的危险性就越高，本罪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能够提供解释的空间，这也与前文‘散布应着眼于行为而非结果的解释逻辑一脉相承。

例如被告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一条信息，内容大致为：某领导被双规，主要原因涉及某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当地的地块招标问题，该企业董事长杨某涉嫌向该领导行贿2000万元。笔者并不否定《追诉标准（二）》的效力，但主张对该规定进行重新解读。然而，在有些情况下，这一判断可能充满不确定性，例如在金龙鱼案中，行为人郭某在网上发帖称：金龙鱼调和油采用转基因大豆，吃了以后会得癌症。从其他严重情节来看，本罪是具体危险犯。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捏造行为属于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本罪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仅为散布行为。因为某一类行业、产品的范围显然太过宽泛，照此推论，武汉热干面、中关村创业者甚至东北人等这种不特定对象，都能成立本罪的侵害对象。

这种做法置重大损失的规定于不顾，存在明显疑问，因为既然重大损失与其他严重情节是并列的规定，则其他严重情节应与重大损失具有相当性。1.保护法益的明确 文献通常指出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商誉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26]但很明显的疑问是：如果本罪保护的是上述法益，那么散布即便是真实事实，也可能会对商誉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造成严重损害，然而刑法并不处罚此类行为。

第一，能否将某一类行业、产品作为侵害对象，与保护法益的界定存在关联于潇、孙悦：《全球共同治理理论与中国实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对监察委员会作了全面详细的规定，同时废止了我国《行政监察法》。因此，笔者在这里使用社会治权概念。

[33] 正是因为国家及其传统的单一公共行政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国家行政形式也就面临着由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服务型行政模式的转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作为识别监察对象的公共岗位只是公职人员这一识别标准的辅助性识别标准。[21]其中，以公法方式活动的公权力行政与以私法方式达成行政任务的私经济行政的二分就是这种国家权力样态的典型代表。[35]也有学者认为，应区分人大机关中的一般公职人员与人大代表，明确人大机关中工作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属于监察对象，而不能简单地将人大代表视为公职人员：人大代表应排除在监察对象之外，对人大代表的违法违纪行为应建立特殊的惩戒制度来处理，以尊重人大代表之民意代表的身份和人大机关的法律地位。

在现代社会，公权力主要指国家权力。这种行政方式和行政理念的转变是对原有行政体制的改造与优化，是对传统行政的超越，其将会导致行政权力被重新塑造与建构，引导行政从单中心管理控制走向网格化的协同共治，同时，行政的核心目标也将会逐渐由行政权力的有效配置转向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1982年我国《宪法》的第五次修正案。这是公权、公职、公务、公财组合所形成的综合实质性识别标准。

[10]新公共行政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实施民营化战略所进行的公共行政改革，即行政机关引入社会资本、技术及先进的管理经验，与私主体合作完成行政任务。从国家监察立法对各级监察委员会职责权能的定位与规定来看，国家监察机关是依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专责机关。

例如，博丹就将主权定义为是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并将国家的目的定义为是用主权进行合法的统治。【注释】 作者简介：谭宗泽，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目前，我国以人大制度为基础建构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与监察权四分的国家权力配置新模式，实现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监察机关分工合作、互相制约的宪制安排，进一步理顺了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了国家治理结构，形成了新时代一府一委两院的国家治理新格局。公财与公共利益直接相关，公财具体就包括公共财产与公共资源，对公财负有管理责任的人员属于国家监察的对象。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公权力所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还包括除公职人员以外的其他行使公权力的人员。[22]例如，现代形成的行政主体多元与治理方式多样的行政格局，就是19世纪自由法治国行政与20世纪社会福利国行政的双重结合，政府在从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干预政府再转变到福利国家的过程中，行政的内涵已经嬗变，行政的目的不再仅是执行法律或维护社会秩序等，还包括面向未来而着力于发展公共事业和处理公共事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提高公民福祉。

社会公权力是与国家公权力相对应的一种适应于社会内部治理和国家公共治理的，以实现社会利益为目的的公共权力，是国家之外的社会组织对其成员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支配力。[6]同样，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与各级政协、工商联合会、工会、共青团等组织一道构成了爱国统一战线。

据监察体制改革前后的数据比照，北京市监察对象的人数增加了78.7万人，达到了99.7万人。笔者于本文中已经提及现代意义上的公权力主要包括国家公权力、社会公权力和国际公权力三种。